一起危化品泄漏导致环境污染损害的案件，牵扯出实际承运人、车辆挂靠方、仓储方、托运方、保险公司各环节。政府部门提出数额为441万余元的赔偿要求，各家公司则纷纷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　　不是污染人，是否也要承担责任?生态环境损害如何量化?近日，本案在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开庭，庭审中，双方展开激烈辩论。

　　据了解，这是四川首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。

　　事件回顾：

　　危化品泄漏，驾驶员被判11年

　　2017年10月24日凌晨3时许，四川省乐至县中和场镇魏家坝村3组的村民还在熟睡中。伴随着一阵沉闷的“哐当”声，一辆重型罐式货车在村口的小路上发生侧翻。

　　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。货车上装载着危险化学品甲基叔丁基醚(MTBE)，连车带货共计29.33吨。侧翻导致车辆受损，罐体内装载的液体泄漏。

　　事故发生后，共计62户农户217 人受到影响。泄漏点周边坡面的旱地受到了污染，根据现场勘查，超标土壤方量约为3225立方米，对地下水污染范围达6.4万平方米。整个污染区域东西长约900米，南北宽约800米。

　　事故原因很快浮出水面：货车超载;驾驶员未在规定时间按规划路线驾驶，且超速行驶;此外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、危险化学品押运员证是买来的。

　　最终，驾驶员何丹以无资质运输危险化学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。

　　余波未平：

　　磋商不成对簿公堂，索赔441万余元

　　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，单位或个人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，政府作为权利人可以提起索赔。事发后，经资阳市人民政府指定，资阳市生态环境局出面索赔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驾驶员何丹，资阳市生态环境局还向南充市通发运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通发公司)、成都西部呈祥化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西部呈祥公司)、新疆塞外西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塞外公司)，以及保险方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充中心支公司(以下简称大地保险)提出赔偿要求。

　　原来，何丹的车辆和通发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;通发公司曾在大地保险投保;事发前，这批货从仓储方西部呈祥公司接收;而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，塞外公司系这批货物的托运人。

　　2020年7月16日，在多轮磋商后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。资阳市生态环境局将何丹和上述公司告到法庭，主张五被告赔偿共计441万余元，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众道歉。

　　2020年8月18日，本案在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开庭。庭审中，通发公司称，应该由其他四位被告承担责任。其余公司也认为，自己不是污染人，不该承担责任。对此，原告分别予以反驳。何丹在邑州监狱法庭通过视频连线远程出庭称，对于民事赔偿应承担的部分，尊重法院判决。

　　经过3个多小时的庭审，法院未当庭宣判。

　　焦点一：不是污染人，是否也要承担责任?

　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友军介绍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在近期出台的民法典中被称为生态破坏责任，对于污染人，适用“无过错责任原则”，即不管是否存在过错，只要造成污染后果，并且污染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那么就要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　　周友军认为，本案中的车辆挂靠公司属于污染人，因为污染人是指在经济上、组织上对污染活动可以进行控制的人。

　　那么，不是污染人是否就能免于被追责?对此，周友军表示，仓储方、托运方在法律关系中虽然不属于污染人，而是第三人，不用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，但并不意味着不承担责任，只不过这种责任属于一般的过错责任，在归责时适用“过错责任原则”，要根据其是否存在过错来确定赔偿责任。“具体到本案，要看他们是否已经对驾驶员的资质尽到了审核义务。”

　　此外，保险公司也不是污染人，但是依然要根据保险合同和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。

　　焦点二：生态环境损害如何量化?

　　被告公司均表示，赔偿数额明显偏大。此外保险公司还认为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为间接损失，按保险法相关规定不承担赔付责任。441万余元的赔偿费用成为焦点。

　　四川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陈明扬表示，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包含了应急处置费、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、地下水恢复工程费等相关费用。数额是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指导意见，结合现场采样的工作量、修复工程量等情况核算得出的，和其他省份的同类案件相比，数额也在合理范围。

　　“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就在于，一旦造成损害，修复成本极高。”他坦言，本案造成的污染需要长时间降解，生态环境修复工程量浩大。

　　此外，陈明扬表示，生态修复等费用并非间接损失。当环境要素遭到损害后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无法提供生态服务价值，所以在鉴定时会将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纳入。

　　“具体到本案，污染区域的耕地在一定期限内就无法实际种植农作物。”陈明扬解释。

　　焦点三：四川首例，具有哪些警示意义?

　　据了解，本案由于损害赔偿数额大、责任人多、原被告双方争议大，是四川省第一起走进诉讼程序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。

　　四川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赵悦表示，不同于普通的环境侵权诉讼，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有公益性质。早前，法律就已经规定生态修复制度，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让生态修复制度落到了实处。

　　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寇春燕介绍，截至目前，全省已启动28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，此前的案件由于事实较清楚，政府与赔偿义务人均达成了磋商协议。

　　她表示，本案的审理能够对危险化学品行业的生产者、销售者、仓储方、运输方起到警示作用。“危化品行业是环境风险较高的行业，尽管国家对于所有环节都有严格规定，但通过本案我们可以发现，各方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疏漏。”

　　此外，寇春燕还表示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设立，让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各级人民政府多了一种法律武器，不仅可以让违法者承担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，还可以通过这种民事赔偿的方式让违法者承担环境修复责任。